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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划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第六章 桃园惊梦
    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刘备代表圣君梦,诸葛亮代表清官梦,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
    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1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2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3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一个人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调,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4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个叫“大同梦”,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个叫“小康梦”,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本加厉。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秩序便得以维持,关系便得以维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园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