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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节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
    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
    散  戏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硬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装去了,南宫幌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地在台上逗留了一会。
    刚才她真不错,她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
    她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她身上的长衣是谨严的灰色,可是大襟上有个钮扣没扣上,翻过来,露出大红里子,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也像在那里火腾腾烧着。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
    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
    南宫幌的好处就在这里——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她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
    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她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四十元,她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娘姨拦住她要钱,台灯的扑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里只剩下了三十元。她便还价,给他三十。
    她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么?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作践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
    有时候南宫幌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
    头上高高挂着路灯,深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阴间的月亮,一个又一个。
    是怎么一来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呢?南宫幌和她丈夫是恋爱结婚的,而且——是怎样的恋爱呀!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为了爱,也自杀过,也恐吓过,说要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一辈子不回来了。是怎样的炮烙似的话呀!
    是怎样的伤人的小动作;辛酸的,永恒的手势!至今还没有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报纸上也纷纷议论他们的事,那是助威的锣鼓,中国的戏剧的传统里,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但到底不失为热闹。
    现在结了婚上十年了,儿女都不小了,大家似乎忘了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尤其是她丈夫。偶尔提醒他一下,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仿佛近于无赖。总之,她在台下是没有戏给人看了。
    黄包车夫说:“海格路到了。”南宫幌道:“讲好的,静安寺路海格路。”车夫道:“呵,静安寺路海格路!静安寺路海格路!加两钿罢!”南宫幌不耐烦,叫他停下来,把钱给了他,就自己走回家去。
    街上的店铺全都黑沉沉地,惟有一家新开的木器店,虽然拉上了铁栅栏,橱窗里还是灯火辉煌,两个伙计立在一张镜面油漆大床的两边,拉开了鹅黄锦缎绣花床罩,整顿里面的两只并排的枕头。难得让人看见的——专门摆样的一张床,原来也有铺床叠被的时候。
    南宫幌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
    忘不了的画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果庚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颇为熟悉。身子是木头的金棕色。棕黑的沙发,却画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现出青白的小花,罗甸样地半透明。嵌在暗铜背景里的户外天气则是彩色玻璃,蓝天,红蓝的树,情侣,石栏杆上站着童话里的稚拙的大鸟。玻璃,铜,与木,三种不同的质地似乎包括了人手扪得到的世界的全部,而这是切实的,像这女人。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枕的是柠檬黄花布的荷叶边枕头,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悲怆。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仿佛有面镜子把户外的阳光迷离地反映到脸上来,一晃一晃。
    美国的一个不甚著名的女画家所作的《感恩节》,那却是绝对属于现代文明的。画的是一家人忙碌地庆祝感恩节,从电灶里拖出火鸡,桌上有布丁,小孩在桌肚下乱钻。粉红脸,花衣服的主妇捧着大叠杯盘往饭厅里走,厨房砖地是青灰的大方块,青灰的空气里有许多人来回跑,一阵风来,一阵风去。大约是美国小城市里的小康之家,才做了礼拜回来,照他们垦荒的祖先当初的习惯感谢上帝给他们一年的好收成,到家全都饿了,忙着预备这一顿特别丰盛的午餐。但虽是这样积极的全家福,到底和从前不同,也不知为什么,没那么简单了。
    这些人尽管吃喝说笑,脚下仿佛穿着雨中踩湿的鞋袜,寒冷,粘搭搭。活泼唧溜的动作里有一种酸惨的铁腥气,使人想起下雨天走得飞快的电车的脊梁,黑漆的,打湿了,变了很淡的钢蓝色。
    叫做《明天与明天》的一张画,也是美国的,画一个妓女,在很高的一层楼上租有一间房间,阳台上望得见许多别的摩天楼。她手扶着门向外看去,只见她的背影,披着黄头发,绸子浴衣是陈年血迹的淡紫红,罪恶的颜色,然而代替罪恶,这里只有平板的疲乏。明天与明天——丝袜溜下去,臃肿地堆在脚踝上;旁边有白铁床的一角,邋遢的枕头,床单,而阳台之外是高天大房子,黯淡而又白浩浩,时间的重压,一天沉似一天。
    画娼妓,没有比这再深刻了。此外还记得林风眠的一张。
    中国的洋画家,过去我只喜欢一个林风眠。他那些宝蓝衫子的安南缅甸人像,是有着极圆熟的图案美的。比较回味深长的却是一张着色不多的,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土墙下站着个黑衣女子,背后跟着鸨妇。因为大部分用的是淡墨,虽没下雨而像是下雨,在寒雨中更觉得人的温暖。女人不时髦,面目也不清楚,但是对于普通男子,单只觉得这女人是有可能性的,对她就有点特殊的感情,像孟丽君对于她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一样的,仿佛有一种微妙的牵挂。林风眠这张画是从普通男子的观点去看妓女的,如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可是并无恶意。普通女人对于娼妓的观感则比较复杂,除了恨与看不起,还又羡慕着,尤其是上等妇女,有着太多的闲空与太少的男子,因之往往幻想妓女的生活为浪漫的。那样的女人大约要被卖到三等窑子里去才知道其中的甘苦。
    日本美女画中有著名的《青楼十二时》,画出艺妓每天二十四个钟点内的生活。这里的画家的态度很难得到我们的了解,那奇异的尊重与郑重。中国的确也有苏小小董小宛之流,从粉头群里跳出来,自处甚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性的突出,而在日本就成了一种制度——在日本,什么都会成为一种制度的。艺妓是循规蹈矩训练出来的大众情人,最轻飘的小动作里也有传统习惯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青楼十二时》里我只记得丑时的一张,深宵的女人换上家用的木屐,一只手捉住胸前的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一只手握着一炷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画得比她小许多。
    她立在那里,像是太高,低垂的颈子太细,太长,还没踏到木屋上的小白脚又小得不合适,然而她确实知道她是被爱着的,虽然那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心定,夜显得更静了,也更悠久。
    这样地把妓女来理想化了,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不然我们再也不能懂得谷崎润一郎在“神与人之间”里为什么以一个艺妓来代表他的“圣洁的madonna”。
    说到欧洲的圣母,从前没有电影明星的时候,她是唯一的大众情人,历代的大美术家都替她画过像。其中有这样的画题:“有着无瑕的子宫的圣母”。从前的oomphgirl等于现在的wombgirl。但现代的文明人到底拘谨得多,绝对不会那么公然地以“无瑕的子宫”为号召了。
    欧洲各国的圣母,不论是荷兰的,丝丝缕缕披着稀薄的金色头发,面容长而冷削,金的,玉的,寂寞的,像玛琳黛德丽;还是意大利的,农田里的,摆水果摊子的典型,重重的青黑的眉眼,多肉,多娇;还是德国的,像是给男人打怕了的,凸出了浅蓝的大眼睛,于惊恐中生出德国人特别喜欢的那种活泼妩媚;美的标准不同,但是宗教画家所要表现的总是一个天真的乡下姑娘,极度谦卑,然而因为天降大任在身,又有一种新的尊贵,双手捧了皇儿,将来要以他的血来救世界,她把他献给世界。画家无法表现小儿的威权智慧,往往把他画成了一个满身横肉的,老气的婴孩。有时候他身上覆了轻纱,母亲揭开纱,像是卖弄地揭开了贵重礼物的盒盖。
    有时候她也是逗着他玩,或是温柔地凝视着怀中的他,可是旁边总仿佛有无数眼睁睁的看戏的。
    单只为这缘故我也比较喜欢日本画里的《山姥与金太郎》,大约是民间传说,不清楚两人是否母子关系,金太郎也许是个英雄,被山灵抚养大的。山姥披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丰肥的长脸,眼睛是妖淫的,又带着点潇潇的笑,像是想得很远很远;她把头低着,头发横飞出去,就像有狂风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吹得往一边倒。也许因为倾侧的姿势,她的乳在颈项底下就开始了,长长地下垂,是所谓“口袋奶”。蟹壳脸的小孩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而她只是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拨浪鼓逗着他,眼色里说不出是诱惑,是卑贱,是涵容笼罩,而胸前的黄黑的小孩于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因为只有一男一女,没人在旁看戏,所以是正大的,觉得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
    由此我又想到拉斐尔最驰名的圣母像,thesistinemadon-na,抱着孩子出现在云端,脚下有天使与下跪的丝徒。这里的圣母最可爱的一点是她的神情,介于惊骇与矜持之间,那骤然的辉煌。一个低三下四的村姑,蓦地被提拔到皇后的身份,她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她的天真,平凡,被抬举之后要努力保持她的平凡,所以要做戏了。就像在美国,各大商家选举出一个典型的“普通人”,用他做广告:“普通人先生”爱吸xx牌香烟,用xx牌剃刀,穿xx牌雨衣,赞成罗斯福,反对女人太短的短裤。举世瞩目之下,普通人能够普通到几时?这里有一种寻常中的反常。而山姥看似妖异,其实是近人情的。
    超写实派的梦一样的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无名的作品,一个女人睡倒在沙漠里,有着埃及人的宽黄脸,细瘦玲珑的手与脚;穿着最简单的麻袋样的袍子,白底红条。四周是无垠的沙;沙上的天,虽然夜深了还是淡淡的蓝,闪着金的沙质。一只黄狮子走来闻闻她,她头边搁着乳白的瓶,想是汲水去,中途累倒了。一层沙,一层天,人身上压着大自然的重量,沉重清净的睡,一点梦也不做,而狮子咻咻地来嗅了。
    题名作《夜的处女》的一张,也有同样的清新的恐怖气息。四个巨人,上半身是犹太脸的少女,披着长发,四人面对面站立,突出的大眼睛静静地互相看着,在商量一些什么。
    脚下的圆白的石块在月光中个个分明,远处有砖墙,穹门下恍惚看见小小的一个男子的黑影,像是生魂出窍——就是他做了这梦。
    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藉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画,那却是例外。最使人吃惊的是一张白玉兰,土瓶里插着银白的花,长圆的瓣子,半透明,然而又肉嘟嘟,这样那样伸展出去,非那么长着不可的样子;贪欢的花,要什么,就要定了,然而那贪欲之中有嬉笑,所以能够被原谅,如同青春。玉兰丛里夹着一枝迎春藤,放烟火似地一路爆出小金花。连那棕色茶几也画得有感情,温顺的小长方,承受着上面热闹的一切。
    另有较大的一张,也有白玉兰,薄而亮,像玉又像水晶,像杨贵妃牙痛起来含在嘴里的玉鱼的凉味。迎春花强韧的线条开张努合,它对于生命的控制是从容而又霸道的。
    两张画的背景都是火柴盒反面的紫蓝色。很少看见那颜色被运用得这么好的。叫做《暮春》的一幅画里,阴阴的下午的天又是那闷蓝。公园里,大堆地拥着绿树,小路上两个女人急急走着,被可怕的不知什么所追逐,将要走到更可怕的地方去。女人的背影是肥重的,摇摆着大屁股,可是那俗气只有更增加了恐怖的普照。
    文明人的驯良,守法之中,时而也会发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怯怯的荒寒。《秋山》又是恐怖的,淡蓝的天,低黄的夕照,两棵细高的白树,软而长的枝条,鳗鱼似地在空中游,互相绞搭。两个女人缩着脖子挨得紧紧地急走,已经有冬意了。
    《夏之湖滨》,有女人坐在水边,蓝天白云,白绿的大树在热风里摇着,响亮的蝉——什么都全了,此外好像还多了一点什么,仿佛树荫里应当有个音乐茶座,内地初流行的歌,和着水声蝉声沙沙而来,粗俗宏大的。
    《老女仆》脚边放着炭钵子,她弯腰伸手向火,膝盖上铺着一条白毛毡,更托出了那双手的重拙辛苦。她戴着绒线帽,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微笑着,非常满意于一切。这是她最享受的一刹那,因之更觉得惨了。
    有一张静物,淡紫褐的背景上零零落落布置着乳白的瓶罐,刀,荸荠,慈姑,紫菜苔,篮,抹布。那样的无章法的章法,油画里很少见,只有十七世纪中国的绸缎瓷器最初传入西方的时候,英国的宫廷画家曾经刻意模仿中国人画“岁朝清供”的作风,白纸上一样一样物件分得开开地。这里的中国气却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画面上紫色的小浓块,显得丰富新鲜,使人幻想到“流着乳与蜜的国土”里,晴天的早饭。
    还有《南京山里的秋》,一条小路,银溪样地流去,两棵小白树,生出许多黄枝子,各各抖着,仿佛天刚亮。稍远还有两棵树,一个蓝色,一个棕色,潦草像中国画,只是没有格式。看风景的人像是远道而来,喘息未定,蓝糊的远山也波动不定。因为那倏忽之感,又像是鸡初叫,席子嫌冷了的时候的迢遥的梦。
    (一九四四年九月)
    谈 跳 舞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从前大概有过,在古装话剧电影里看到,是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徐徐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古时的舞女也带着古圣贤风度,虽然单调一点,而且根据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似乎是较泼辣的姿态,把月亮都扫下来了,可是实在年代久远,“大垂手”
    “小垂手”究竟是怎样的步骤,无法考查了,凭空也揣拟不出来。明朝清朝虽然还是笼统地歌舞并称,舞已经只剩下戏剧里的身段手势。就连在从前有舞的时候,大家也不过看看表演而已,并不参加。所以这些年来,中国虽有无数的人辛苦做事,为动作而动作,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却是没有的。(除非在背人的地方,所以春宫画特别多。)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点可怕的。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普遍地跳着社交舞了。有人认为不正当,也有人为它辩护,说是艺术,如果在里面发现色情趣味,那是自己存心不良。其实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
    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本来比麻将扑克只有好,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伤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份,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跳舞跳得好的人没有恶劣重拙的姿态,不踩对方的脚尖,如此而已。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所以我们的文明变得很淡薄。
    外国的老式跳舞,也还不是这样的,有深艳的感情,契诃夫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是我所看见的写跳舞最好的文章:“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肩和胸,很疲倦地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地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地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地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狯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隶。”
    现在的探戈,情调和这略有点相像,可是到底不同。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
    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地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淫荡。
    这种罗嗦,现代人是并不喜欢的,因此探戈不甚流行,舞场里不过偶然请两个专家来表演一下,以资点缀。
    美国有一阵子举国若狂跳着 jitterbugs(翻译出来这种舞可以叫做“惊蛰”),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筋疲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可是头脑简单不一定是稚气。孩子的跳舞并不是这样的,倒近于伊莎多娜。邓肯提倡的自由式,如果有格律,也是比较悠悠然的。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也与这个不同,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早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丝丝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文明人要原始也原始不了;他们对野蛮没有恐怖,也没有尊敬。他们自以为他们疲倦了的时候可以躲到孩子里去,躲到原始人里去,疏散疏散,其实不能够——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
    我在香港,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搬到我们宿舍里来歇夏。饭堂里充满了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饭堂外面就是坡斜的花园,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常常铁栏杆外只有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只看见海那边的一抹青山。我小时候吃饭用的一个金边小碟子,上面就描着这样的弯眉似的青山,还有绿水和船和人,可是渐渐都磨了去了,只剩下山的青。这碟子和一双红骨筷,我记得很清楚,看到眼前这些孩子的苦恼,虽然一样地讨厌她们,有时候也觉得漠漠的悲哀。她们虽然也成天吵嚷着,和普通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声叱喝,就统统不见了,仿佛一下子给抹掉了,可是又抹不干净,清空的饭堂里,黑白方砖上留着横七竖八的鞋印子和湿阴阴的鞋臭。她们有一只留声机,一天到晚开唱同样的一张片子,清朗的小女子的声音唱着:“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和吉卜赛人到树林里去。”
    最快乐的时候也还是不准,不准,一百个不准。大敞着饭堂门,开着留声机,外面陡地下起雨来,啪啪的大点打在水门汀上,一打一个乌痕。俄国女孩纳塔丽亚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了。大家笑着喊:“纳塔丽亚,把耳朵动给我们看!”
    纳塔丽亚的耳朵会动。她和她姊妹玛丽亚都是孤儿,给个美国太太拣去,养到五六岁,大人回国去,又把她们丢给此地的修道院。在美国人家里似乎是非常享福的,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落到这凄惨的慈善的地方,常常不许做声,从腥气的玻璃杯里喝水,面包上敷一层极薄的淡红果酱,背诵经文,每次上课下课全班緺款下跪做祷告。纳塔丽亚苍白的小长脸上,绿眼睛狭窄地一笑,显得很惫赖。像普通的烂污的俄国女人,她脾气好而邋遢,常常挨打。
    她姊姊玛丽亚比较懂事,对上头人知道恭顺,可是大蓝眼睛里也会露出钝钝的恨毒。玛丽亚生着美丽的小凸脸,才来的时候,听说有一头的金黄鬈发,垂到脚跟,修道院的尼僧因为梳洗起来太麻烦,给她剪了去。
    有一次我们宿舍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女孩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的暑假没有这么自由快乐过。她们拥到我房门口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仿佛应当看见个空房间。我很不安地说没丢什么。
    还有个暹罗女孩子玛德莲,家在盘谷,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庙宇里的舞者都是她那样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尖尖的棕黄脸刷上白粉,脸是死的,然而下面的腰腿手臂各有各的独立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活得不可能,各自归荣耀给它的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除开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的女同学,马来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刨牙的金桃是娇生惯养的,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道:“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
    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见小姊妹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
    从另一个市镇来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却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澡出来,痱子粉喷香,新换上白底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银十字架,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说:“这里真好。在我们那边的修道院里读书的时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个水门汀的大池子,每人发给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那罩衫的式样”她掩着脸吃吃笑起来,仿佛是难以形容的。“你没看见过那样子——背后开条缝,宽大得像蚊帐。人站在水里,把罩衫搂到膝盖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下擦肥皂。真是”她脸上时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凤眼也起了红锈。她又说到那修道院,园子里生着七八丈高的笔直的椰子树,马来小孩很快地盘呀盘,就爬到顶上采果子了,简直是猴子。不知为什么,就说到这些事她脸上也带着羞耻伤恸不能相信的神气。
    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住不了多时,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
    “我们在街上遇见她都远远地吐口唾沫。都说她一定是懂得巫魇的。”
    “也许不必用巫魇也能够”我建议。
    “不,一定是巫魇!她不止三十岁了,长得又没什么好。”
    “即使过了三十岁,长得又不好,也许也”
    “不,一定是巫魇,不然他怎么那么昏了头,回家来就打人——前两年我还小,给他抓住了辫子把头往墙上撞。”
    会妖法的马来人,她只知道他们的坏。“马来人顶坏!骑脚踏车上学去,他们就喜欢追上来撞你一撞!”
    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打仗的时候她哥哥嘱托炎樱与我多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闲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在上海的高尚仕女之间,足尖舞被认为非常高级的艺术。
    曾经有好几个朋友这样告诉我:“还有那颜色!单为了他们服装布景的颜色你也得去看看!那么鲜明——你一定喜欢的。”他们的色彩我并不喜欢,因为太在意想中。阴森的盗窟,照射着蓝光,红头巾的海盗,觳觫的难女穿着白袍,回教君王的妖妃,黑纱衫上钉着蛇鳞亮片。同样是廉价的东西,这还不及我们的香烟画片来得亲切可恋,因为不是我们的。
    后宫春色那一幕,初开幕的时候,许多舞女扮出各种姿态,凝住不动,嵌在金碧辉煌的布景里,那一刹那的确有点像中古时代僧侣手抄书的插画,珍贵的“泥金手稿”,细碎的金色背景,肉红的人,大红,粉蓝的点缀。但是过不了一会,舞女开始跳舞,空气即刻一变,又沦为一连串的香烟画片了。我们的香烟画片,我最喜欢它这一点:富丽中的寒酸。画面用上许多金色,凝妆的美人,大乔二乔,立在洁净发光的方砖地上,旁边有朱漆大柱,锦绣帘幕,但总觉得是穷人想象中的富贵,空气特别清新。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可是足尖舞里的反高潮我不能够原谅;就连坐在最后一排也看得见俄罗斯舞女大腿上畸形发达的球状的筋,那坚硬臃肿的白肉,也替她们担忧,一个不小心,落脚太重,会咚地一响。
    舞剧《科赛亚》,根据拜伦的长诗;用舞来说故事,也许这种故事是特别适宜的,就在拜伦诗里也充满了风起云涌的动作。但是这里的动作,因为要弄得它简单明了,而又没有民间传说的感情作底子,结果很浅薄。被掠卖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一身表情,而且永远是适当的表情,所以无味而且不真实。真实往往是不适当的。譬如《红楼梦》,高鹗续成的部分,与前面相较,有一种特殊的枯寒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贾家败落下来了,应当奄奄无生气,而是他写得不够好的缘故。高鹗所拟定的收场,不能说他不合理,可是理到情不到,里面的情感仅仅是sentiments,不像真的。
    《科赛亚》里的英雄美人经过许多患难,女的被献给国王,王妃怕她夺宠,放她和她的恋人一同逃走。然而他们的小船在大风浪里沉没了。最后一幕很短,只看到机关布景,活动的海涛,天上的云速速往后移,表示小舟的前进。船上挤满了人,抢救危亡之际也还手忙脚乱摆了两个足尖舞的架势,终于全体下沉,那样草草的悲壮结局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机关布景,除了在滑稽歌舞杂耍(vaudeville)里面,恐怕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看惯了电影里的风暴,沉船,战争,火灾,舞台上的直接表现总觉得欠真实。然而中国观众喜欢的也许正是这一点。话剧《海葬》就把它学了去,这次没有翻船,船上一大群人之间跳下了两个,扑咚蹬在台板上,波涛汹涌,齐腰推动着,须臾,方才一蹲身不见了。船继续地往前划,观众受了很大的震动起身回家。据说非得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把他们送走,不然他们总以为戏还没有完。
    印度舞我只看过一次。舞者阴蒂拉。黛薇并不是印度人,不知是中欧哪一个小国里的,可是在印度经过特别训练,以后周游列国,很出名。那一次的表演是非正式的,台很小,背景只是一块简陋的幕,可是那瘦小的妇人合着手坐在那里,盘起一只腿,脚搁在膝盖上,静静垂下清明的衣褶,却真有天神的模样。许久,她没有动。印度的披纱,和希腊的古装相近,这女人非但没有希腊石像的肉体美,而且头太大,眼睛太大,坚硬的小瘪嘴,已经见得苍老,然而她的老是没有年岁的,这样坐着也许有几千年。望到她脸上有一种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萧伯纳的戏《长生》,“backtomethuse-lah,”戏里说将来人类发展到有一天,不是胎生而是卵生,而且儿童时期可以省掉了,蛋里孵出来的就是成熟的少男少女,大家跳舞作乐恋爱画图塑像,于四年之内把这些都玩够了,厌倦于一切物质的美,自己会走开去,思索艰深的道理。这样可以继续活到千万年,仅仅是个生存着的思想,身体被遗忘了,风吹日晒,无分男女,都是黑瘦,直条条的,腰间围一块布。未满四岁的青年男女把他们看作怪物,称他们为“古人”。虽有“男性的古人”与“女性的古人”之分,看上去并没多少不同。他们研究数理科学贯通到某一个程度,体质可以自由变化,随时能够生出八条手臂;如果要下山,人可以瘫倒了成为半液体,顺着地势流下去。阴蒂拉。黛薇的舞,动的部分就有那样的感觉。她掐着手指,并着两指,翘起一指,迅疾地变换着,据说每一个手势在婆罗门教的传统里都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但据我看来只是表示一种对于肢体的超人的控制,仿佛她的确能够随心所欲长出八条手臂来。
    第二支舞,阴蒂拉。黛薇换了一条浅色的披纱,一路拍着手跳出来,踢开红黄相间的百褶褶,臂上金钏铿锵,使人完全忘记了她的老丑。圆眼珠闪闪发光,她是古印度的少女,得意扬扬形容给大家看她的情人是什么模样,有多高,肩膀有多宽,眼睛是怎样的,鼻子,嘴,胸前佩着护心镜,腰间带着剑,笑起来是这样的,生起气来这样的描写不出,描写不出——你们自己看罢!他就快来了,就快来了。她屡次跑去张看,攀到树上掺望,在井里取水洒在脸上,用簪子蘸了铜质混合物的青液把眼尾描得长长的。
    阴蒂拉。黛薇自己编的有一个节目叫做《母亲》,跳舞里加入写实主义的皮毛,很受欢迎,可是我讨厌它。死掉了孩子的母亲惘惘地走到神龛前跪拜,回想着,做梦似地摇着空的摇篮,终于愤怒起来,把神龛推倒了,砰地一声,又震惊于自己的叛道,下跪求饶了。题材并不坏,用来描写多病多灾的印度,印度妇女的迷信与固执的感情,可以有一种深而狭的悲惨。可是这里表现的只有母爱——应当加个括弧的“母爱”。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
    提起东宝歌舞团,大家必定想起广告上的短裤子舞女,歪戴着鸡心形的小帽子。可是她们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永远是一排人联臂立正,向右看齐,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呛地一声锣响,把头换一个方向,重新来过;进去换一套衣服,又重新来过。西式节目常常表演,听说是因为中国观众特别爱看的缘故。我只喜欢她们跳自己的舞,有一场全体登台,穿着明丽的和服,排起队来,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脚,碎步行走,一律把头左右摇晃,活络的颈子仿佛是装上去的,整个地像小玩具,“绢制的人儿”。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性的,可是她们这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好玩的东西,一颗头可以这样摇那样摇——像小孩玩弄自己的脚趾头,非常高兴而且诧异。日本之于日本人,如同玩具盒的纸托子,挖空了地位,把小壶小兵嵌进去,该是小壶的是小壶,该是小兵的是小兵。从个人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环境,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事实上,把大多数人放进去都很合适,因为人到底很少例外,许多被认为例外或是自命为例外的,其实都在例内。社会生活的风格化,与机械化不同,来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分守己,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不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异象,使人感到华美的,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淡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母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殊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宫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里葡萄干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曲节讨小孩的喜欢,在“狸宫歌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
    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妾,辞别祖先,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伏不动,在那寒冷的白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曲曲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候,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自管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味了。
    《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颠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一把捉住衣领,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跳舞。
    谈 音 乐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