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参加总统大选,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在一九六九年与一九八零年,顾祝同有两次机会竞争总统的位置,可他都放弃了,而中华民主党推举的参选者都毫无悬念的赢得了大选。当然,中华民主党能够在这两次大选中胜出,也与顾祝同有关,即顾祝同在这两次大选中都是竞选团队成员,而且随后都担任了政府部长级官员。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顾祝同没有在一九七四年参与大选,而是成为国民议会议员是中华民主党在当年大选中败北的主要原因,即只要顾祝同加入竞选团队,以其号召力,中华民主党在当年的大选中很有可能以微弱优势胜出,也就轮不到中华复兴党上台,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就能够保持连贯了。
    显然,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主党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选中败北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即便顾祝同也无法扭转乾坤。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注定中国政局会有一次大动荡。
    别忘了,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选之前,发生了三件对中国影响重大的事情,一是中国正式从危地马拉全面撤军,二是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三是华元信用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
    这三件事情,让执政的中华民主党无处可躲。
    虽然当年,中国成功的把第一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实现了载人登月行动,但是这是大选开始之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与在政治、外交、经济与金融等领域遭受的损失相比。载人登月所带来的自信就算不了什么了。别忘了,绝大部分老百姓只是在电视与报纸上看到载人登月成功的消息。也就只是感到一时兴奋,随后还得为找工作、为明天的三餐发愁,而这些都被记在了政府的过失账单上。
    由此可见,顾祝同在一九七四年选择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是明智之举。
    即便从个人角度出发,中国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多年的扩张之后,国力耗费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承受极限,必然迎来战略收缩期,而在进行战略收缩阶段,中国政府的主要使命是消化已经取得的战略成果。并且把重点由对外扩张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因此像顾祝同这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也就没有多少表现舞台。
    显然,顾祝同很有政治头脑。也非常聪明。
    在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五年间。顾祝同不但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还以在野党议员身份通过抨击政府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五年里,顾祝同巩固了政治基础。
    有趣的是,顾祝同并没有借这五年里累积起来的人望参加一九七九年的大选。
    要知道,中华复兴党执政的五年间,中国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而且中华复兴党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也毫无建树。在一九七九年,只要提出正确的竞选口号。不管是谁代表中华民主党参选,都有极大的把握主进总统府,而顾祝同有足够的资格代表中华民主党参选。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顾祝同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要知道,代表中华民主党蚕选的郭明善根本就不出名,还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如果不是顾祝同加入了竞选团队,而且早就放出风来,将在当选之后担任国防部长,郭明善未必能够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
    当然,如果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就没有这么多疑问了。
    一九八四年,按理说,中华民主党应该推举在任总统郭明善参加竞选,但是在年初的时候,郭明善以身体健康为由,宣布不参加大选。结果就是,在当年四月份的党内选举中,顾祝同毫无悬念的获得了提名。
    顾祝同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再次证明了他的政治才能。
    要知道,郭明善在任期间,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让中国在对外事务中取得多少成果,而是消除了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回到了正确轨道上,大幅度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一些数据就能说明这一点,比如中国在一九八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后,比一九七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比一九八零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中国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间,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七,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十年中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即便把货币贬值等因素计算进去,中国民众的收入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间,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每年都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长。
    对于身为最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这个增长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民众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还不到百分之二。
    由此可见,顾祝同参选总统的时候,郭明善已经替他解决了大部分国内问题。
    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华民主党在国内的拥护率也在一九八四年空前高涨,大选前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显然,顾祝同根本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就能赢得这场大选。
    正是如此,一些在野党人士就认为,顾祝同是拣了郭明善创造的政治果实,以投机的方式赢得了大选。
    当然,这些并不是关键。
    从根本上讲,顾祝同在一九八四年当选总统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战后极为少见的良好内部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十年的积累与消化,中国平稳渡过了战略收缩期,并且具备了进行战略扩张的基础。
    也正是如此,顾祝同当选总统,可以看成是中国由战略收缩转为战略扩张的信号。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是,在不同人的眼里,顾祝同参与大选,以及铁定会赢得大选,有着不同的解读与意义。
    这一点,也正是两伊战争的根源。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伊拉克总统并没有考虑过攻打伊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防御上。这也很好理解,伊拉克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与资源总量上都远不如伊朗,而且伊拉克的军队装备水平也远不如伊朗。别忘了,在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能够优先获得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把j-78式战斗机卖给了伊朗,却没有卖给另外的盟国。因为大部分伊朗军队响应了革命,所以伊朗几乎全盘继承了巴列维国王的军事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伊朗军队的战斗力明显超过了伊拉克军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此外,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已经跟以色列联合,因此中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化倾向,即只为承认以色列、并且愿意跟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支持,而以消灭以色列为目的的阿拉伯国家则成为了中国的眼中钉。可惜的是,伊拉克与叙利亚走得太近了,因此在中国的中东与海湾政策中,伊拉克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没有遭到打压,也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两个因素综合到一起,让伊拉克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收缩性战略才是放弃伊朗的直接原因,而中国不可能一直都处于战略收缩状态。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由收缩变为进攻,就肯定会对付伊朗。
    结果就是,伊拉克总统把顾祝同参与大选当成了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的信号,并且由此做出了中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的判断。
    显然,伊拉克总统的战略判断只对了一半,即中国确实将在顾祝同当选总统之后改变战略政策,却未必会支持伊拉克。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正是如此,在中国大选尘埃落定,顾祝同以获得百分之七十一的选票当选总统后不到一个月,伊拉克军队就越过边境线攻入伊朗境内,而伊拉克总统则期望顾祝同能够在住进总统府之后成为伊拉克的盟友。
    显然,这太高估顾祝同了。
    虽然在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当选总统,而且按照惯例,他将在当选之后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以便在宣誓就职之后承担起总统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当时的总统依然是郭明善,而不是顾祝同。
    显然,专注于国内事务的郭明善并不希望出兵介入两伊战争。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在顾祝同预料之外的战争,而且顾祝同的竞选纲领并不是帮助某个三流国家成为地区霸主。
    也就是说,即便到了一九八五年一月,顾祝同宣誓就职之后,也未必会支持伊拉克。
    事实也确实如此,即顾祝同的政治目的绝不是帮助伊拉克打赢一场输赢对中国来说都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战争。